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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流年】服石时代(散文)

来源: 免费小说网 时间:2019-12-23 17:17:12

东晋的一个雪天。旷野中,有一个人披了件鹤氅,大袖飘飘地逆风踏雪而行。虽然雪花纷飞,但依稀可见那人眉目如画。有人刚好看到了这一幕,不由得感叹了一声:“这真是神仙中人啊!”(《晋书》)

雪中人名叫王恭,时任青、衮二州刺史。

如果有人走近王恭,并陪他走一段路便会发现,这位活神仙似乎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。他的全身在不停地发抖,俊秀的五官不时抽搐着,但又不像是冻的——尽管他在严寒里袒着胸,着木屐,鸟羽编成的鹤氅也并不保暖,但他的头顶上竟然蒸腾着热气,没有一片雪花能够停留在他身上。最奇怪的是,这位活神仙眼光迷离,神情恍惚。

不过,当时人见惯了这种神情,他们一眼就能看出,王大人定是刚服了药——五石散。

服食五石散是魏晋时期最时髦的习俗,此风为玄学宗师何晏所创。

何晏(约193~249),字平叔,宛(今河南南阳)人,汉大将军何进之孙。曹操为司空时纳其母,并收养了他,因何晏少时聪慧过人,曹操宠爱如亲子,后来把他招为女婿。

何晏“美姿仪而绝白”,并常以此自喜,“行步顾影”。史载曹丕很讨厌他,其中有没有嫉妒的成分就不得而知了。鲁迅先生曾评价何晏是“空谈的祖师”和“吃药的祖师”,虽然他没明说何晏是否是因身子不好才不得不服药,但长得太漂亮而消耗太大恐怕是一重要原因。《三国志》明言此公“好色”,时间一久势必掏空了身子,时人评他的相说“魂不守舍、容若槁木”,一个堂堂帅哥几乎成了色痨。

服石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,但有专家认为,五石散应该来源于东汉名医张仲景的两个方子——“侯氏黑散”与“紫石寒食散”,原本用来治疗“五劳七伤”与“伤寒令愈不复”。但何晏一日不知得了什么神启,把这两个方子合并加减成了五石散,并带头吃起来。

顾名思义,五石散就是五种矿石配成的散剂。五种矿石一般指的是石钟乳、石硫黄、白石英、紫石英和赤石脂,有人说另外还有一种含砷的矿物磐石。且不说毒性很大的砷化物(砒霜就是砷化物中的一种),仅这五种温燥矿石的药性就已经很强烈,服用后人体必然燥热亢奋。

服用五石散后,风流的何晏快活极了,兴头上还说了一句著名的广告语:“服五石散,非唯治病,亦觉神明开朗。”另一些得了滋味的人也添油加醋,一吹再吹,简直把五石散吹成了长生不老药。

于是,服石之风大行于世,而且一流行就是几百年。

服五石散其实是很麻烦的。吃药之后,必须疾走狂奔,闹出汗来散发药性,称为“行散”。行散时很痛苦,散发之后全身火热,之后又发冷——这是自然的,因为先前的热不过是提前消耗能量罢了。对付这冷却不能喝热汤,也不能多穿衣(事实上也穿不了厚衣,发烧之后皮肤敏感,易磨破,只好穿些轻薄宽大的衣服,倒也由此形成了魏晋穿衣潮流,留给后世一种飘逸的印象),用鲁迅的话说:“倘穿衣多而食热物,那就非死不可。”总之,服石之后除了要喝温酒,还要“寒衣、寒饮、寒食、寒卧,极寒益善”,越冷越好,简直有点儿自虐。

王恭当日雪中漫步很可能正在行散。《世说新语》记载那时他是坐肩舆的,不同于《晋书》所云“涉雪而行”,可能是那会儿王大人已经发散成功,命人将其扛回家喝酒去了。

若仅是麻烦、痛苦还好说,服五石散还非常危险,极易中毒。寒热时会全身疼痛、痈疮溃烂、暴躁癫狂痴呆等,若反复发作经久难愈,甚至会致残丧生。医家称此为“寒食散发候”,还研发了专门帮助发散和解毒的药方,有名的就有二十余种。然而,再多的解散方也不能避免服散中毒,谁也数不清几百年间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这五石散(服散的风气到了隋唐后慢慢平息,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服用之人死怕了)。

编了《针灸甲乙经》的名医皇甫谧,因服散不当,7年后还得在隆冬腊月脱光衣服、大嚼冰块来压制毒性。他吃尽了苦头,甚至闹着要自杀,提起五石散就恨得咬牙切齿,但最后还是因此委顿而死。药王孙思邈在《千金要方》中更是感慨:“宁食野葛(一种毒药),不服五石,明其大大猛毒,不可不慎也。”

如此猛烈凶险的五石散,为什么还能一代代风行下去?

想长生?笑话!几百年来只见吃死的,没听说谁吃成仙了,这理由不够充分。想壮阳?抱这种心态的人或许不少,但也不是人人都如何晏那般好色啊。

那么,王恭们到底为什么热衷于往嘴里倒这些要命的石粉呢?

王恭如果听到这问题,也许只会斜睨一眼后高高昂起头,鼻孔“嗤”地出声气,扭身就走——懒得理你!服石,需要理由吗?不是人人都能服用这五石散的,要知道,这些玩意儿不便宜。服石,是身份的象征呢!再说,历代名士不是都服五石散吗?我若不服,别人怎么看?还算名士吗?

是啊,历代名士都服呢!何晏、王弼、夏侯玄,还有嵇康。

史载,嵇康“性好服食,尝采御上药”。他在诗文中也常提到修仙,如在《养生论》中,他认为虽然神仙“禀之自然”,不是强学可成的,但如果“导养得理”,那么“上获千余岁,下可数百年”还是有望实现的。而且,他所作的诗文中多有“俗人不俗人别,谁能睹其踪”之类的言辞,言语中有种自傲之气,觉得自己不是凡人,还常常拜访高人,学习长生之术。相信自己应该能修成正果。对如何养生,嵇康也有一套理论:“修性以保神,

但有个高人却一眼看出了嵇康别说修长生,连性命都可能难以善终。

这个高人就是苏门山中著名的隐士孙登。史载,嵇康曾随其云游采药,孙登总是默然不应嵇康的任何问题。最后要分别了,嵇康无奈地说:寡,难乎免于今之世。”意思是你虽然才学很好,但见识太少,在当今这个世道想保全自己,难

“今之世”到底是个什么世道呢?

十六国中后赵的建立者、羯人石勒很看不起嵇康所在的那个时代,曾讥笑说:“大丈夫行也!”汉末以来,围绕着那张残缺的龙椅,连接上演了一幕幕残酷的政治斗争,嵇康采药时正值司马氏集团得势,摩拳擦掌准备篡魏。司马氏比起曹操当年更阴狠毒辣,举起屠刀来肆无忌惮。《晋书》中“魏晋之际,天下多故,名士少有全者”短短一句话,又包含着多少恐怖和悲愤!

曹家的衰微已经不可挽救,形势越来越明朗,司马氏离宝座越来越近。在迈出最后一步之前,他还需要试探人心,于是一手握刀,另一手捧着爵禄,四顾朝野,第一个进入视线的当然是处于风口浪尖的名士——名士的拥戴鼓吹向来是最有力的。

当时有个最著名的名士群——“竹林七贤”,嵇康就是其中之一。在司马氏的淫威之下,七位大名士慢慢分化了,有人主动投靠了司马氏,最坚定的只剩下了嵇康和阮籍,还有那个大酒徒刘伶。这几人中,嵇康与阮籍的压力最大,因为他们与曹家有特殊的关系:阮籍与曹家是世交,自然心向曹魏;而嵇康则是曹操的曾孙女婿。

重压之下,名士自有名士的办法——喝酒。喝他个天昏地暗,喝他个不省人事!

这法子阮籍用得很好。司马昭曾想与阮籍联姻,希望让儿子司马炎(即后来的晋武帝)娶阮籍的女儿。阮籍得知此事后,一连醉了六十日,使媒人根本没机会开口,总算是躲了过去。

不仅重要关头大喝特喝,平日里更是呼朋唤友狂饮滥喝。《世说新语》中载,七贤之一的阮成(阮籍的侄子)有一次与族人一起大瓮盛酒,围地聚饮时,一群猪闻到酒香走了过来,毫不客气地挤进去也喝了起来。诸人正喝得开心,竟不去理会,在同一个瓮里人喝人的,猪喝猪的,直到人与猪都酩酊大醉。

名士中也有奸细,钟会就是一个。他善于观风向,很早就投到司马门下,经常来名士间套话刺探,得料后便怂恿司马下手治罪。当他走到嵇康面前时,嵇康正在柳树下打铁——据说他家境不富裕,要靠打铁补贴家用。

嵇康见到钟会,理也不理,顾自干活。过了很久,钟会觉得很无趣,要走。嵇康忍不住刺了钟会一句:“何所闻而来?何所见而去?”这钟会也是个才子,回答得也妙:“闻所闻而来,见所见而去。”说罢便冷笑着咬牙走了。

不装醉还捅马蜂窝,定要招祸!其实嵇康自己也明白这样会招来祸事,他曾说阮籍“口不言人过,吾每师之,而未能及”,而说自己“刚肠疾恶,轻肆直言,遇事便发”。他岂不知在这世道只有像阮籍那样“喜怒不形于色”、“口不臧否人物”,最多翻个白眼才能安全一点,可硬是忍不住,改不了啊!

孙登估计就是看透了嵇康的这种性格,因此,他的临别赠言另有一个版本:“君性烈而才俊,其能免乎?”即你嵇康难免于今之世,因为性子太过刚烈。你自己写得虽好,“爱憎不栖于情,忧喜不留于意”,但只是空话,你的血太热,根本不能忘情世事,怎么能修道养生?

然而,嵇康直到临终才不得不叹服孙登的先见之明,他一直固执地认为自己应该是能修长生的。这也许就是他不像阮籍那样不要命地喝酒的缘故,因为在他看来,酒喝多了是要伤身的,正如他在《秋胡行》中所写:“酒色何物?自令不辜;歌以言之,酒色令人枯!”多喝伤身的酒,不如服养生的散。因此,嵇康喝酒节制,从不昏醉。

当然,阮籍他们喝酒也并不仅仅是为了避祸,更多的是为了宣泄痛苦。王恭曾经提过一个有意思的问题:“阮籍何如司马桐如?”有人回答:“阮籍胸中垒块,故须酒浇之。”意思是说,阮籍心中的痛苦郁闷岂是司马相如可比的啊!

可是,刚烈的嵇康胸中垒块比一般人要坚硬得多,寻常酒水是化不了的,好在有五石散能多多少少帮他化解一些。

“服五石散,非唯治病,亦觉神明开朗。”何晏此语其实有据。药性散发之时,尽管肉体很难受,但精神却可以进入一种茫然恍惚的迷幻境界,俗世间所有的烦扰愤懑都随着热气泄出了体外。那一刻,似乎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,什么阴谋、政变、血腥、哭叫,甚至父母妻儿,统统化为乌有,浑不知今夕何夕,只觉得天地间一片混沌,而自己则在这混沌中浮沉偃仰。肉体越是难受,心灵越是爽快,全身燥痛之时,似乎能感觉到灵魂破壳而出,融散在无边的宇宙之中,真正与天地合为一体。

这种体验是喝再多的酒也无法达到的。直到药性散尽,才颓然醒来,抹一把冷汗,长叹一声,跌坐在肮脏的泥地上。

内心深处,嵇康服散到底是为了长生,还是为了感受这酣畅淋漓的快感呢?

不幸生在这个被阮籍形容为虱子乐园的裤裆世界里,服散与修道,都是嵇康想拔着自己的头发逃离肮脏地面的无奈努力吗?

发散时的感觉是与何晏、嵇康等人的思想极为合拍的,或者反过来说,可能就是这种感觉使嵇康他们在神秘的玄学中越陷越深。

魏晋玄学听起来就很玄,解释起来也许更玄,其实基本内容不过是道家老庄的那套理论。老庄向往的就是这种“恍兮惚兮,惚兮恍兮,玄之又玄”的虚无境界。名士提倡,再加上五石散的配合,一时玄风大盛,成了那个时代第一流的思潮。

但在历史长河中,这却是个极大的倒退。

国家本是精神的产物,一个国家必须有一种立国的思想。大而言之,这种指导国策的思想直接决定了政权的盛衰。当年秦能一统天下便得力于法家;汉初天下疲敝,黄老清静之术正宜于休养生息;国力恢复一些后,为集权中央,法家申韩之术重新抬头,但法家服务的终究只是治权阶层,到底不够光明,仅凭强压势必不能长久,于是武帝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尽管多受人讥“外儒内法”,但毕竟儒家从此走到了台前。众说中,儒家目光最远,欲以仁义泽被苍生,堂堂正正、光明正大,用钱穆的话说,正是“一步踏实一步、一步积极一步”。

到了汉末却刮起了一阵逆风,一步步踉踉跄跄地退了回去。先是由东汉经学儒术退为法家,如曹操的“用法峻急,有犯必戮”、“魏武好法术”。没过几十年,法家又退回了道家,而这回的玄学道家已远不同于当初的黄老道家。黄老的主张是在上位者尽量不扰下民,无为而治;而玄学最初却更多是名士的避祸之术。空谈玄虚,口若悬河,看似高妙,其实不过只是如鸵鸟一般在风暴中把头埋入了沙堆。保全自身已是不易,此外哪来的精力顾及劫难中的百姓黎民?

但这样的逃避又何曾是嵇康、阮籍他们的本意?《阮籍传》中云“籍本有济世志”,阮籍自己也有诗曰:“昔年十四五,志尚好书诗;披褐怀珠玉,颜闽相与期。”颜闵为谁?孔门高弟颜回、闵子骞也!很明显,阮籍也曾有一番雄心,想用儒术兼济天下,更何况“家世儒学”的嵇康?说不定他胸中的血还要更热呢。

然而,他们最终留给后世的印象却是毁坏儒家礼教的典型。

礼教在东汉时原本就被那些腐儒搞得繁琐零碎,令人难耐了,现在又成为了野心家打击异己,巩固贼赃的工具,于是他们干脆豁了出去,想把受玷污的礼教砸个粉碎,总好过用它来害人。

其中甘苦,鲁迅先生已经说得很明白:“魏晋时代,崇奉礼教看来似乎很不错,而实在是毁坏礼教,不信礼教的。表面上毁坏礼教者,实则倒是承认礼教,太相信礼教。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,是用以自利,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是亵渎了礼教,不平至极,无计可施,激而变成不谈礼教,不信礼教,甚至于反对礼教——但其实不过是态度,至于他们的本心,恐怕倒是相信礼教,当作宝贝,比曹操、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。因为他们生于乱世,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,并非他们的本态。”(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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